一座城市的力量如何被最大程度激发？

新加坡风光 

通过品读新加坡的城市定位和发展理念，我们发现，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成功、精彩，一定有其内在的深刻道理。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特别是品读新加坡（四）｜理念对于卓越城市有多重要所阐述的“四大基本理念”，构成了我们理解新加坡发展思路、政策和举措的重要支撑逻辑。在此基础上，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在全球所有的国际大都市中，新加坡整个城市迸发出的力量令人震惊，城市的“力量组织方式”更是独树一帜，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研究与借鉴。

像社会个体一样，城市也是储备、产生、释放力量的重要主体，城市力量能不能调动起来、发挥出来，能够发挥到多大程度和水平，直接决定着城市的地位、能级与品质。可以说，城市力量集中爆发之时，就是城市走向成功之日。优秀、卓越的城市一定会把自身的所有力量最大程度地整合起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说起城市力量，不禁让笔者想起往事：199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关于开发浦东）“相信上海人民有这个力量，憋了几十年了”。笔者认为，这是对城市力量的一次鲜明表述。

另外一件事是，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华盛顿邮报》驻京首席记者采访时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沙麟。记者讲，有朋友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半老徐娘，想要恢复她的青春，就要对她涂脂抹粉，或者搞一些整容手术。沙麟马上对他说，“你这个想法是彻头彻尾的不对。从上海来说，是有着她光荣的过去，但由于历史条件，这些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业基地和加工中心。而以开发开放浦东为契机，上海不是整容，而要以全新的方法来加速她的新陈代谢，使之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就像一句广告词所说的那样——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这个故事是对上海城市力量的生动写照，特别是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多年后再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对城市力量的理解会更为直接与生动。

城市力量究竟该如何调动、培育和激发？有人会说，城市的动能在于经济和产业，一般而言，这话是不错的，经济动力是现代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是一个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基石。然而，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强劲经济动力的背后，是强大、科学的城市力量组织方式，它涉及社会驱动力、社会组织力、民众团结力、城市凝聚力等。

李光耀很早便对城市力量有着深刻理解，“在世界这个角落，一个城市岛国如果要生存，就不可以平平庸庸。新加坡要生存，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要有素质卓越的领导人。第二，人民必须认清新加坡根本的脆弱性，并愿意齐心协力面对挑战。我们要更加团结、更有组织，并更有竞争力。”2024年5月1日，时任总理李显龙在任内最后一次大型公开演讲中指出，未来新加坡不能变的三大硬道理，第一条就是要保持社会凝聚力。

比较而言，新加坡虽然城市人口和面积都较小，但是在调动、激发、释放城市力量方面，不但实现了自己的精彩，而且达到了世界范围内相当的新高度。没有人敢轻视这座城市所迸发出的力量，其中的规律和肌理值得我们细致品读。

一、建立市民与城市的直接利益关系，高效调动新加坡民众的力量

谈到新加坡四大理念时，笔者曾指出过，在新加坡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条件，在保障机会平等和基础公平以后，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你会发展成什么样要靠你自己。新加坡政府绞尽脑汁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广大民众发挥积极性，促使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小发动机，这样，城市作为整体才能够动力强劲。

那么，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小发动机？与其他采用较为激烈充分市场竞争模式的城市不同（比如香港等城市），新加坡的办法是，让每个人的利益与整个城市息息相关，即成为利益相关者。具体就是每个人获得一份资产，使人人都能分享进步的成果，使每个人为了保卫自己那一份资产利益，有动力成为社会共同创建者和主人翁。

首先，这份资产包括让新加坡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民众以最低的土地成本购买组屋，同时政府拨专款、以慷慨补贴来资助购房，还允许用公积金来付每个月的按揭。这种政策的理论逻辑是，国民拥有自己的房子，分享国家的财富，这样个人资产的积累就不需要依靠国家。换句话说，新加坡民众在起步之初就已经拥有了一些资本，当多年后退休的时候，房子还将增值许多倍。

其次，这份资产还包括政府给每个人的公积金账户上充尽可能多的钱。当政府有盈余分配的时候给予民众股票红利。比如据李光耀回忆，1978年起，公积金会员可以利用个人储蓄进行投资。同年早些时候，政府改组了新加坡的巴士服务，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并让它上市，同时允许公积金会员利用公积金来购买新巴股票。这样，让大多数人拥有股权，让利润回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薪阶层手中。人们因此不会执意要求把巴士车费订得低廉和政府补贴公共交通。

那次售股计划取得成功后，新加坡政府放宽限制，允许会员利用公积金投资住宅、商业与工业房地产、信托股、单位信托和黄金。所赚的钱高于公积金利息的会员，可以从户头取出余额。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也制定最低保障，以防会员投资失败而丧失所有的储蓄。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一个人养老之用，新加坡还规定，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是不能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的。公积金会员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

另一个比较精彩的案例是，1993年新加坡电信公司上市时，以比市价低一半的折扣价，把大部分股票售卖给新加坡成年公民。之前好多年，政府因经济稳定增长而累积了不少盈余，因此，让人民以低价购买股票，是为了让他们分享城市部分盈余。用李光耀的表述就是，“要人民拥有一家主要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国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为了防止人们在公司上市后见高卖掉股票套利，新加坡政府规定只要持有人不卖出手头的股票，他们都可以在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获得红股。结果，当年拥有新电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到劳动力的将近90%，这个比例可以说是全球最高并全球罕见的。

二、新加坡异常注重“向社会团结要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对于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无数次证明：全民团结产生的人民伟力，确实能够“敢教日月换新天”。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新加坡虽然人口只有不到600万，但是高水平团结起来的城市力量已非常惊人。笔者认为，在全世界的所有城市中，新加坡都可称为“社会团结出力量的典范城市”。

首先，在社会团结的观念认知与政策选择上，虽然存在多元种族，但新加坡政府的信条是，社会要和谐太平，关键就在于制度必须公正无私，人人都能分享进步的成果。李光耀坚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关键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无论何种种族和宗教，都能平等相处。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李光耀甚至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人民团结是经济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家可能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内部争吵不休，社会还会进步吗？”

其次，在社会团结的载体构建上，新加坡殚精竭虑利用各种机会和资源条件，打造有利于促进团结的各种载体，有些载体甚至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效。比如，新加坡男性青年的国民服役，除了能够保家卫国之外，还是有力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载体。笔者以为，它简直是新加坡演练、塑造社会团结的超级“黄埔军校”。因为在军营里，新加坡的年轻人学会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所有宗教，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到基督教和祆教等的习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的食物禁忌也都受到尊重。无论他的父亲是部长、银行家、专业人士、劳工、的士司机还是小贩，大家都必须团结协作，他在军队中的地位都得看个人表现而定。

再次，在努力弥合社会差距以保持社会团结上，新加坡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即便对于一个成功、充满竞争的经济体而言，仍然需要维持非常巧妙的平衡，以打造一个团结的、有凝聚力、有同情心的社会。李光耀认为，让资本主义毫无节制地发展是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引发暴乱并导致社会契约遭到破坏。因此，必须想方设法让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民也能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的社区内找到归属感。如果不能通过利益重新分配恰当地弥合差距，整个新加坡社会是难以上下一心的。

但是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当低收入阶层永远赶不上来时，那该怎样保持社会团结？毕竟，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很是不足的人。李光耀提到，在新加坡这些人大约占人口的5%。对这些人来说，任何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都会化为乌有。新加坡政府的办法是，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比如给予最好的教育机会），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笔者再花费一些笔墨，分享一下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TUC）早期的案例，让大家深入感受这座城市在弥合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团结上的良苦用心。

在20世纪70年代，NTUC在出租车服务、日常消费品、保险服务、医疗、托儿、广播电台等多个领域，通过有效手段和资源介入，努力维护并提升工会会员的福祉水平。比如，如今遍布新加坡的“Fair Price”超市,就是起源于1973年成立的“职总消费合作社”，以减低会员的生活费用为出发点，开办商店、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后来它改名为“职总平价合作社”，成了家喻户晓的连锁超级市场。其最大特点是，尽可能把基本消费物价维持在接近批发价的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早期发展岁月中，NTUC特意建设、经营为工人服务的海滨度假酒店“白沙度假村”，还在实里达下段蓄水池畔开辟设有高尔夫球场的“胡姬乡村俱乐部”。NTUC也建造高质量的共管式公寓让会员购买。为了使工人能够负担使用设施的费用，政府只是象征式地收费，提供国有土地兴建这些设施。这些俱乐部、度假村和其他设施为工人提供以往只有较富裕者才享受得到的生活方式。李光耀说，工人自叹出身比人寒微，他们感受到自己不能享受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他相信，这种感受会因为有了这些设施而不至于那么强烈。

三、新加坡擅于组织和动员社会，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会迸发出磅礴力量

最大程度地激发城市力量，离不开各类社会主体自身的动能释放。前文已介绍，在向社会团结要力量的同时，新加坡推动每位市民都成为一个小发动机。然而，在笔者看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才是一台超级发动机。它所释放的力量令全世界瞩目，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新加坡政府动力强劲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从内驱力来看，积极吸纳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科学合理设置人员的利益保障，精良高效的政府部门运行制度设计，充足的资源和工具赋能等等。从外驱力来看，5年一次的大选是强大的鞭策力量，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如果政绩不佳，真有下台的可能。

关于新加坡政府如何优秀的论述已非常多，笔者在这里毋宁更想强调一种因素，即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找到了在民众中充分汲取力量、有效组织和动员民众共同行动起来的工作方法和制度安排。

李光耀坚持认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政府是做不出成绩的。他认为，选民的总体情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从1959年执政以来，人民行动党通过人民协会、民众联络所、欢迎委员会、亲善委员会、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众多的载体，收集、倾听、回应民意，把民众有效地联结、组织和动员起来，将根系牢牢植入民众之中。同时，通过论坛和反馈会议等多种渠道，让公众对一些政策大胆发表意见，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以利于更好地警醒政府。1984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非选区议员法案，规定得票最多但是没有当选的“反对党候选人”可以进入国会成为议员，目的就是提高国会辩论的质量和透明度。1990年新加坡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以“官委议员”身份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这样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已十分令人震撼，但笔者以为，人民行动党政府更厉害之处在于，在千方百计确保尽可能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下，它注重对民众的说服与教育，而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民众，这是新加坡力量之所以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源泉。李光耀的逆耳忠言是，“如果你想要赢得人心，那就不能总试着去讨好人民。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不等于事事顺从民意。我们并不想成为不得民心的政府，或是做一些不受欢迎的事。但如果非做不可，我们就一定去做。假如不受欢迎的，我们就不敢去碰它，那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在说服教育民众、取得共识的基础之上，新加坡会及时跟进法律和制度的规定与覆盖，通过法律保障来进一步强化组织性。我们看到，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都存在着非常详尽、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法治建设让人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践行自己的责任，同时,已制定好的法律就要严格执行、不打折扣。李光耀把这种逻辑总结为，“首先，我们教育和规劝人民。在说服多数人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后，我们就立法惩治冥顽不灵的少数人。”如此运作的结果便是，整个城市的组织性进一步提高，城市合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与释放。